新浪家居特约专栏《潮白新语——宝哥家具谈》

作者：中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 陈宝光

文章类别：窗外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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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那个冬天我终生难忘，1978年，那个春天也同样难以忘却。转眼四十年过去，应该会有很多人纪念这样一个时刻。

那年我结的婚，旅行回到北京，就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全国重开高等院校公开招生。平地一声雷，这个消息等待了多久啊！无论是在北大荒还是北京的工厂，每当有推荐工农兵学员机会的时候，心里总是暗暗地祈祷。虽然知道幸运几乎没有可能落在我这样背着家庭“黑锅”的人身上，但是渴望的念头从来没有熄灭。通过考试公开招生，这意味着严格的政治审查不再是第一位，任何人只要在所划定的范围内就可以自由报名。

十年以来的持续自学，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

自从1966年7、8月以后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再上学读书。“复课闹革命”短暂的中学教育，并没有得到多少知识，然后匆忙地离开学校，走到“广阔天地”里。往多了说，也就是初中的底子。对于这样薄弱的基础，自学一般只能向文科方面努力。理科方向包括数理化的学习比较困难，缺乏指导和实践的条件。1973年以后，我又加上绘画方向的努力，企图走出另一条人生道路。

虽然是自学，在接受大学教育之前，我就已经把几乎当时能够找到看到的中外名著基本读完。包括四部古典名著，国外古典《一千零一夜》《神曲》《堂吉柯德》《莎士比亚全集》，还有大仲马、小仲马、雨果、左拉、普希金、托尔斯泰、契柯夫、屠格涅夫、肖洛霍夫、马克吐温、德莱塞等等。偏一点的还有波兰的显克维支、俄国的陀思妥也夫斯基等。诗歌诗词也是中外皆读，李白、杜甫不用说，诗剧《浮士德》《唐璜》、普希金诗集、惠特曼的《草叶集》，偏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也读过。革命的就更不用说了，《鲁迅全集》和所有红色小说几乎无一拉下。现在回想，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能够读到这么多书有点不可思议。这其中有家庭的原因，也有周围的环境因素。家里原有不少，“文 革”后期与父亲一起到“内部书店”也买了一些。周围的人介绍，相互借阅，包括蔡仪的夫人乔象钟是文学研究所的，仅她就悄悄地借给我很多普通人看不到的书籍。

在当时，是有实在不行还可以做文学家的梦想。可以说，这辈子读的小说，大多是大学之前，上学以后小说很少读。那个时期还读了很多的哲学、美学及文学理论著作，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等。美学则“师从”蔡仪、李泽厚、朱荻。这些打下一定的哲学文学功底，让我今天仍保持写作的爱好。同时，也培育了成为“书虫”基因。

绘画的学习就比较专业了。先是山西大学旁听启蒙，后来回到北京跟着中央美院的一帮子弟画素描。再到东城区文化馆的美术班学习，还不断地出去写生。延安时期的老画家辛莽专门指导，每周一次必到他家交作业。崇拜的是印象派、巡回展览画派。设计的知识来自工艺美院的吴劳，是他让我知道画画之外还有另一种艺术。音乐，则是几乎听遍所有能够找到的西洋古典。有了这样的基础，似乎就等机会来临。

我报的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志愿里似乎还有戏剧学院舞美系等。报名通过，马上进入紧张的考前准备。好在那个时候艺术类的考生不用考数化，不然我就更抓狂了。政治、语文加专业，史地可以不考，没有英语考试。由于工厂里很多人都报了名，涉及面大，领导没有给假，只在考试前三天才给假回家。

复习的时间不长，大致是十月下旬到十二月。先考文化课，文化课通过以后等通知，再考专业课。凭借原有的底子，我高分通过文化课考试。当时一个厂里几十个年轻人参加考试，只有我一个通过。在其后两次七八、七九，加之七七年这一次，一共三次大学招生考试，工厂也陆陆续续走了十几个人，三次下来我仍然是最高分。为此，1980年工厂调工资，居然为此还给我涨了一级。

1977年12月10、11、12日是北京市高考的时间。清楚地记得，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我骑着自行车早早地赶到了考场。验过准考证后，找到自己编号的位置坐下，脑子一片空白，心脏剧烈跳动。考卷发下来以后，眼光集中的考题上，思绪才慢慢稳定下来，逐渐回到了自己的世界。答完后又检查了两遍，交了卷子走出考场。

专业考试上午素描，下午是图案。那日，天阴着，不大的细雨中还有点雪粒，带来的说不出是压抑感还是舒适感。教室的外面和里面都有些湿漉漉，身上也是潮潮的。走进考场，找了一个比较近的位置，架起画板。考生挤得满满，画板挨着画板。素描对象是石膏像，好像俗称“宙里”，反正是反复画过多次的，心里比较踏实。给自己的要求就是不看别人，不受任何干扰影响。我知道，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是画不完一张完整素描的，只要比例正确步骤得当就不会有问题。几支2B的中华铅笔一直使到头，时间到点只完成了多半，大轮廓是有了。如果要求画完，于我可能反倒不利。我对于素描最后阶段，收拾成为一张完整的作品，始终颇为头疼。因此知道可以了，虽然没完成还是坦然交卷。

1977年，那个冬天显得特别漫长，充满了期盼和焦急的等待。内心也充满惶恐，惴惴不安，没有一点再干什么的动力。在工厂干活更是魂不守舍，天天眼巴巴的望着邮递员。这也成为自1966年开始，最后一个沉重的冬季。

上学的时候，是乍暖还凉的初春。

1978年3月，我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已经开学以后，才接到入学报到的通知，较正常入学晚了近一个月。

能够上学的确比较曲折。初期的名字叫“走读班”，是个编外的意思，实际上这是七七届扩大招生的结果。毕竟中断十年的高考，也就是积压十一届的学生。后来看到资料说，570万人参加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这次冬季高考。

没有能够在第一批录取，是有各种不同原因的，我是因为已经结婚的一项。这一年的招生条件明确规定“婚否不限”，这样我才能通过资格审核，却不知道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招生条件里有一条“未婚”的限制。我至今不能理解，为什么在这条上与整个招生条件相左。之所以不限婚否完全是出于实际。到1977年，老高中生大的已经三十多岁，怎么会不结婚呢。

也是近年逐渐“解密”才知晓，若不是有人“上访”申诉，包括给教育部写信，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结果。我是写了信到工艺美院陈述。入学以后有人回顾告知，我的信是拿到院党委会上读的，当时读到不止一人流下眼泪，“文 革”中的悲惨遭遇打动了他们。其实，同学中有着相仿境遇的不止一个。

那个时候为解决问题避免矛盾，的确还有不少办法。“走读”就是一个发明，而且专利不是工艺美院，全国都有。意思是不住校，不挤占学校的住宿资源，可以扩大招收同城考生。

叫“走读班”，学校实际上并没有让我们“走”过一天去读书，但是“扩招”进来是大家都知道的。就这样，我和我的同学挤进了这所艺术圣殿的大门，成为27.3万人中的一员。

永远忘不了，1978年的春天是美好的，天特别的晴朗，一扫十年阴霾。拿到迟来的《录取通知书》并没有觉得晚，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报到那天刚刚下完一场小雪，蓝蓝的天空夹带着一丝寒意。学校院里的玉兰已经开始萌芽，空气中飘荡着春天的气息。十四个北京青年就这样聚到了光华路上。

那个冬天和那个春天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我的人生轨迹也由此转折。至今要感谢两个关键人物：邓小平和查全性。1977年夏，在邓小平的提议下，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查全性，当时武汉大学的副教授，一个小人物仗义执言一炮打响，说出了许多人埋在心底真话。邓小平能够从谏如流，当场拍板定下这件改变一代人也改变中国的大事。

1978年，那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正是这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的帷幕，开始了中国人民“春天的故事”。到今天，持续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走到了世界前列。

毕业以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火热的建设中，参与并见证了伟大的历史进程。如今，77、78、79三届学生大多进入了退休时节，应该是基本完成了“上半场”的任务，要进入到“下半场”了。我相信，这一段里大多数人会更加自我，也会更加精彩。

2017年8月6日 于北京东方太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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