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龙雪山的秋冬是大风季节。能不能登上海拔4680米的山峰欣赏冰川，要看当天的天气能否允许索道正常运行。但比起气候，对以玉龙雪山索道为盈利主体的丽江旅游（002033）来说，对业绩影响更大、更难预测的是：自去年9月接到“降价令”后，玉龙雪山大索道票价降逾三成，接下来，原票价里上交给地方政府的环保资金交还是不交？如果交的话，交多少？

从2018年两会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到去年6月底国家发改委印发具体降价意见，被外界称为“降价令”。截至去年9月底，共29个省份981个景区门票价格下降或取消，部分景区索道、游船、环保车等政府定价的交通工具定价也有所下调。

旅游是“诗和远方”结合的支柱产业。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多地调研发现，若以去年“十一”为界，新政百日来，部分国有景区降价提质，推动全域旅游、拉动内需、增加就业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已经显现。

但正因为本次景区价格调整具有“史无前例”的重要意义，在具体调整实施的过程中，既出现了部分景区“降价不力”的问题，也浮现出操作上的实际困难。而在降价预期之下，一些景区管理中“权责不清”、“规定不明”的老问题也开始逐步激化，引发连锁反应。

“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一家景区上市公司董事长向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吐露心声：降价是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同时也倒逼企业去厘清和政府、景区管委会、控股股东方面的“权、责、利”关系，这些更是痛点所在。

中国社科院1月份发布的报告指出，目前仍有四成5A景区、八成4A景区门票没有降价。山东出台政策明确要“实现国有景区票价降50%”。亦有包括张家界（000430）副总裁金鑫在内等多位旅游行业人士疾呼：期待地方政府和景区主管部门在坚持降价的同时优化决策，平衡公共资源和产业运营的实际成本，统筹考虑中小投资者的合理回报。

票价为什么难降？应该怎么降？降了以后相关方面怎么办？这些疑问在景区转型期更加明显。正如行业资深专家、前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高舜礼所叹：有些“热点”，实是“焦点”、“难点”、“重点”。

降价缘何“超预期”

寒风中，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大概花了近1小时排队乘坐玉龙雪山大索道上行。索道工作人员说，去年云南进行了史上最严的“零负团”整治，团队游客数量骤减，叠加调价因素，整体比前几年少，但客流逐渐恢复。云南其他景区也莫不如是。

丽江旅游是全国第一也是目前唯一被下调索道票价的公司。在去年景区降价的浪潮中，玉龙雪山大索道双程票价从180元/人次降为120元/人次，降幅33%。结合2018年半年度业绩看，这三条索道收入占丽江旅游六成营业收入，是公司的利润基础。

从去年9月21日起，对“索道降价是否合理”和票价中“环保资金”的追问“刷屏”了丽江旅游的投资者互动平台。在风口浪尖中，公司仅表示，索道本身属于政府定价范围，“公司向省、市相关主管部门和政府部门多次申请、报告，说明公司情况，恳请维持原票价不变”。

和已经确定的索道票价下调相比，投资者更关心悬而未决的环保资金。丽江旅游表示，若新票价取消环保资金，丽江旅游2018年度索道收入减少约1200万元；2019年度索道收入减少约8000万元。若新票价继续缴纳环保资金，预计2018年减少索道收入2200万元，2019年索道收入减少1.2亿元。

减掉的都是真金白银。三个多月仍不能确定降价后环保资金存废的丽江旅游，折射景区类上市公司困境——这些公司高度依附于其所经营的垄断性旅游资源，但又带着公众公司独立自主市场化运作、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天然属性。

丽江旅游董秘杨宁婉拒了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的进一步采访。他仅表示有关环保资金的征收问题，目前沟通未有进展。

A股公司中，除了黄山旅游、峨眉山门票降价外，桂林旅游宣布游船价格下调约20%。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一直实行门票和交通费“一票制”，环保客运业务也相应受到降价影响。

中央定调降价，执行要看地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何建民等专家的看法是：除门票外，部分景区出现索道、客运等“超预期”降价，是各地政府对景区降价的范围和幅度要求的力度不同。

困难短期是存在的。金鑫坦言，降价以后环保车出现了票价与运营成本“倒挂”的情况。目前公司正在向相关部门争取车票和门票解除绑定，对车票重新核价。

降价“听证”行不行

“假设一次降得太多，确实影响上市公司短期利润，转型需要时间。”同样含有索道业务的某上市公司财务总监Z先生告诉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今年7月，该省物价部门调研景区门票成本的同时，也向公司问及了索道成本情况，后期降价并未涉及索道。他非常关心丽江旅游的索道降价进展，认为带有风向标的意味。

最近被业内视为另一个“风向标”的是：山东省发改委去年底明确，“确保2019年底前，实现全省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在2018年1月1日的基础上总体降幅达到50%”。

“坚决把虚高的价格降下来”，山东发展全域旅游的决心和毅力可见一斑。但如何在坚持公益导向的情况下，科学、有序和公开透明地定出新的价格，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挤掉”原来票价中的水分，却有相当的难度。

“各地有各地的情况，票价到底定多少合适，应该做一番调查研究和测算经营成本。”高舜礼认为，在全国、起码是全省，应该统一有一套章法。

多家上市公司向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表示，公司只是陆续收到调价通知，本身并没有话语权，并不清楚具体降价的执行，甚至出现了公司部分业务短期内“亏本”的情况。

“一开始，各省的态度是观望和互相参照。”有业内人士举例，去年8月为响应降价，某省物价部门第一次讨论出的门票降价方案降幅较小，方案被省政府“打回来了”，在参考其他省份10%-30%不等的降价情况后，9月物价局将门票降价幅度划定在了15%左右，方案终获过关。

此前国家发改委政策明确，景区门票要履行定价成本监查或成本调查，听取社会意见，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做出价格决策。外地游客为主的景区，可通过征求意见和创新价格听证方式，不过，降价可“适用于简易程序”。

去年的降价是“扎堆”出现的。去年8月底，全国共有21个省份出台了157个景区降价，到9月中下旬，赶在“十一”前，各省密集宣布景区降价，合计降价数达到981个。统计数据显示，如果不考虑发达区域门票基数相对较低的可能性，出现了越依赖旅游的次发达地区票价降幅越大的倾向。云南降幅三成，新疆地区定价在150元/以上的景区门票综合降价幅度达30%；黑龙江五大连池降价32%。但在经济发达地区，千岛湖、普陀山的门票只分别下降了10%和13%。

“门票涨价要召开价格听证会，降价是否可以避免一刀切呢？”张家界副总裁金鑫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金融系副教授贺俊说，尽管景区是特殊商品，但不能为了结果的公平，忽视了程序的正当性。

票价构成“变不变”

“不是不让景区公司赚钱。”一位不愿具名的某省发改委人士坦言压力很大：知名景区降得太少，如何给社会“交代”？他认为，涉及到社会资本参与的国有控股景区，政府进行门票降价听证合理但操作有难度：“运营成本也许好核定，但对参与票价分配的各方来说，到底多少回报叫合理？”

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调查发现，一方面，部分景区降价的幅度和范围，主要受省市政府相关部门决策；另一方面，降价本身也影响区（县）等地方政府财政，但整个票价的构成又相当复杂。

资料显示，2017年国家发改委曾对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进行过摸底调研：当时180元的门票中，市、区、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三级单位共提取36.5元的“资源有偿使用费”和51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真正用于景区的“运营维护成本”仅71元，占比不到40%，由市、区管委会等14家单位参与门票分成。

因此，国家发改委在降价文件中直指了“降价难点”：从深层次看，一些地方仍过于依赖门票经济，部分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额外负担”过重，推高了价格水平，成为旅游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回溯丽江旅游案例，目前最有争议的环保资金来自于2013年玉龙雪山索道从150元上调到180元时与当地政府达成协议，提价后当该索道票销售收入超过一定基数时，丽江市财政局将按13.89%的固定比例提取环保资金。2017年年报中，丽江旅游营收6.87亿元，盈利共2.04亿元，公司向玉龙县捐赠917.3万元、提取了环保资金7003.76万元用于地方环境保护事业。目前大索道已降到120元/人，接下来该如何处理？

此前峨眉山A曾公告，每年从景区门票总收入中按照8%的比例提取“风景名胜区资源有偿使用费”作为峨眉山旅游风景资源保护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

黄山旅游的情况不尽相同。根据披露，目前每张黄山风景区的门票中明确含有“遗产保护费”29元，向风景区管理机构上交门票专营权使用费（门票收入减营业税及附加和票房成本后净额的50%），山上索道等其他业务还有“开发维护费”等，归属于上市公司的门票收入列示在公司年报“园林开发收入”栏中。

也就是说，若门票降价而遗产保护等费用不变，上市公司从景区门票中获得的营业收入和利润降幅将比门票价格降幅更大。国盛证券研究所根据2017年的数据计算，黄山风景区降价前门票共收入5.48亿元，其中上市公司收到2.4亿元，占比约43.7%，管委会获得超过55%。

“可以把黄山门票里29元/张的‘遗产保护费’理解为资源保护费，这是2014年安徽省人大出台《黄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时定下的，计算方式是按照230元/人票价的10%，加上之前早年间留下的6元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有接近安徽省物价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

黄山旅游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无法预估黄山风景区门票降价后，门票中相关费用能不能同比例减少。

“老政策”能否解决新问题

黄山风景区难以处理“遗产保护费”增减的原因之一，是制度上有“空白”地带。2018年初，黄山市政府开始实施《<黄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办法》,其中提到“管委会应当依法征收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黄山风景区内经营者应当缴纳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具体征收范围、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而且，门票收入中的资源保护费和对景区内经营企业收取的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等将共同组成“生态补偿金”，生态补偿金的管理和使用，由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商黄山区人民政府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但目前黄山市政府层面的新意见还没出台。

“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遗产保护费”、“资源保护费”、“生态补偿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这么多概念，就已经让投资者搞不清状况，遑论每种费用的具体征收范围、标准。

在业内看来，收费体制不清，部分也源于管理体制和相关法规的不畅，“老办法”和“老制度”解决不了新问题。张旅集团纪委书记杨流爱就曾表示，张家界核心景区保护开发的总体规划已制定了多年，并未更新，近期公司想做一下产业开发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但在具体筹备的过程中，“规划部门的手续就是办不下来”。

张家界副总裁金鑫则在为业绩发愁。“景区内的公路是我们在修，游客中心排队的栅栏也归我们负责，但本身这些都不计入公司的固定资产。基础设施更多应该是政府责任，甚至是公益事业。国企本来已经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如果降价只降国企，我们和民营旅游企业之间竞争如何能公平？”金鑫说。

“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旅游景区公司都一直是‘戴着镣铐跳舞’。”一位多年跟踪旅游行业的观察者表示，虽然根据国家规定，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与经营者签订合同，依法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但实际来看，景区公司的“责、权、利”如何划分，依然是模糊地带。

上市转型路多艰

降价后的“十一黄金周”数据显示，去年国庆国内旅游增速十年来首次在双位数以下。峨眉山风景区共接待游客14.3万人同比微降，黄山景区共接待游客18.96万人增长10.38%，但对应门票收入3061万元下降了11%。九华山共接待28.2万人下降8.2%，门票收入下降15.2%。

上述数据佐证了传统景区吸引力在减弱，改革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大河涨水小河满”，歙县阳产景区的负责人告诉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黄山等知名景区降价，带动了周边小景区休闲旅游的客流。

“不降、缓降都不是办法。”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副总裁贺燕青认为，景区的公益性和全域旅游的趋势是国内旅游发展的必然趋势，降价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倒逼传统景区的转型。

各传统景区公司也在积极调整。目前，黄山旅游一方面积极推动重组宏村，提升花山谜窟等皖南优质景区，借力杭黄高铁通车深化加强和浙江联系；另一方面，推动黄山风景区扩容和内部酒店、索道、餐饮等的内部挖潜。张家界此前拟发行可转债，募资投向相对休闲的“大庸古城”项目。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造成短期上市公司股东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矛盾，本质根源在于目前我国景区发展的不成熟和不完善。也有业内人士在调研中提出：当政府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减免景区相关票价时，可以适当给与参与的社会资本一些减税、补贴或其他政策支持。

比如说，*ST藏旅（600749)2017年受西藏自治区政府出台“冬游西藏”政策的影响，出现公司营业收入增加但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同比大幅减少的情况。不过，截至目前，西藏旅游还尚未公告2017年相关补贴资金的到位情况。近期西藏推出国有3A级（含3A级）以上景区冬季免费游览，对西藏旅游等民营控股公司运营的景区已不再做免票要求。

放眼当下A股，旅游这个被视为“诗和远方结合”的大产业，虽然被券商多次唱响“国企改革红利”，至今也没出现一个巨头型的“大公司”。近年来更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介入自然景区开发的民营资本，主动调低了IPO上市的期望，有的更放弃申请“5A级景区”等以避免出现政府指导价；而国资控股的景区企业，依然被地方政府寄托着上市的期望，井冈山、普陀旅游等仍有IPO打算。

“这些年，不少其他景区公司来交流，感觉多数公司离上市还很远，主要都是独立性不够、政企难分的问题。”一家国企旅游上市公司董秘说，“假设景区门票降得太多，地方政府和风景区管理机构收入大减，会不会转移压力给景区内的企业？”